目前，我们研究院承担着多个“十五五”规划编制相关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已经入关键时期。我在与地方政府进行频繁项目沟通的过程中发现，99%的地方政府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作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以往五年规划中重文轻旅的文旅规划板块中要求“淡化文化、聚焦旅游”，形成“一切向钱看”的惯性思维。
这种倾向的背后，是传统“产城人”发展模式的延续——即以产业投资驱动GDP增长，以城市建设拉动土地财政，以人口流入支撑规模扩张。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人产城”阶段，民生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和固投乘数效应接近1的国情来看，投资或者生产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中国经济亟需从“生产导向”转向“民生导向”，“有形之手”需要以民生改善为纲，统领创新、产业、生态、文化等维度，真正打通经济循环的闭环。
再深入一个层次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矛盾，并非生产能力不足，而是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脱节。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1%，但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仍低于60%，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为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比60%水平。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三低一高”的结构性问题：可支配收入占比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社会保障覆盖水平低、居民杠杆率高。例如，近几年年居民债务占GDP比例快速攀升，资产负债表收缩直接抑制了消费潜力。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副主任杨伟民曾尖锐指出，中国经济的“最大堵点”在于“居民消费占比下降”导致的循环不畅。若“十五五”规划仍以产业投资为主导，将加剧“GDP增速与民生体感差”（您有这种感觉吗？）的鸿沟。以中西部某省为例，其“十四五”期间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5%，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4.2%，产能利用率长期低于70%。这种“重投资、轻分配”的模式，使经济陷入“生产—过剩—再投资”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看，民生并非孤立的社会议题，而是连接创新、产业、生态、文化的枢纽。以浙江、江苏等地的实践为例：
民生驱动创新：浙江通过“科技+养老”模式，催生智能穿戴设备产业集群，既满足老龄化需求，又推动银发经济规模突破万亿元；
民生重塑产业：合肥依托民生需求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医疗仪器、智慧养老等产业，2024年研发投入强度达4%；
民生赋能生态：成都蜂鸟智造通过中试平台连接科研与市场，将环保技术应用于医疗器械、智慧停车等领域，实现绿色产业与民生需求的双向奔赴；
民生激活文化：万事利集团将AIGC技术融入传统丝绸设计，以个性化消费需求激活非遗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可见，民生改善能够通过需求侧改革，倒逼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形成“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创新突破—生态优化—文化振兴”的良性循环，而当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统领其他领域的发展。
正如杨伟民在相城区“十四五”规划中的突破性设计——将“让相城人生活更有品质”置于首位，用可量化的民生指标（如住房供给、医疗资源分布）取代空洞的GDP目标，这一实践已被证明能有效提升居民预期，拉动消费增长。相城区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相城区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79.9%（比2020年提高6%，北京为70%），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达到60%（全国为43%、江苏为41%）、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比重为53%（全国为37%、江苏为35%）。
可见，“十五五”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今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所谓“投资于人”就是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当下我国经济打造的最重要的堵点是经济增长与民生提升之间的脱节，或者说老百姓对经济发展的体感要显著弱于GDP的增速，从而老百姓不敢消费，无法形成消费和生产之间的闭环循环。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不在生产，而在循环。
当然，除产业和民生之间的脱节外，我们的创新和产业之间也存在脱节，最明显的表现是我国早就是全球第一论文生产大国，但明显不是全球第一创新大国，从而影响了科技-经济之间闭环的形成；然而，这与经济-民生之间闭环的缺失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因为没有民生基础不好的国家，不可能迸发出巨大创新力。
综上所述，我建议地方政府将民生作为未来五年工作的第一要义来抓！“十五五”规划需以民生为纲，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坚定走民生优先的规划路径：
一是收入分配改革。把更多的固投资金转向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通过财税政策降低居民杠杆率。例如，浙江计划2025年研发投入强度达3.3%，但同步推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再提高20元”“居民医保补助增加30元”等举措，促进形成“创新—增收—消费”的闭环。
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借鉴舟山经验，推动教育、医疗等资源在市域范围内均衡配置，通过“杭州小哥码”等数字化平台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降低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成本。
三是建立消费驱动型经济。把更多的固投资金转向刺激消费，比如，推广“惠民焕新”政策，以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激活下沉市场，2025年该政策已带动农村智能家电普及率提升12%，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内需。
四是风险兜底机制。建立与民生改善挂钩的政绩考核体系，将居民满意度、就业质量、基尼系数等纳入地方政府考核。
民生是最大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在于再造几个“世界工厂”，而在于培育“民生红利”。当14亿人的消费潜力被释放，当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数万亿住房与教育需求，当银发经济、健康产业成为新增长极，“民生导向”的发展模式将自然牵引创新突破、产业升级、生态优化与文化复兴。杨伟民在相城区规划中开创的“民生优先”范式，正是“十五五”时期需要推广的底层逻辑——唯有以民生为纲，才能打破“GDP崇拜”的路径依赖，让规划真正成为“写给老百姓看的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