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长江中游地区”被列为18个“国家重点开发区域”之一，也是内陆唯一跨四省的重点开发区域，在我国未来空间开发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同时，长江中游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工业基地，在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全部进入“万亿俱乐部”，但经济规模层面与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四省主要经济指标全部显著低于人口比重。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仍然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省的省会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是构成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四个都市圈的“首位城市”。尽管近年来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但与现有的国家中心城市相比，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在经济总量上，武汉、长沙迈进“5000亿俱乐部”，但仍不足北京、上海的45%；在经济结构与城市功能上，武汉、长沙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层次较低，城市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偏弱，尚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在城市体系上，发展成熟的城市群都具备比较完善的城市等级结构，然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仅四中心城市在经济总量与城市功能上存在较为明显的距离，四省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差距也过大。

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初具分工合作的基础。根据城市间相互作用引力模型测算结果，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空间联系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强且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二是四省城市群内部引力作用显著。武汉城市圈产业布局上形成了依托地理条件的“一心一带加三轴”的格局；长株潭城市群3市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共享、环境共治；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与皖江城市带仍存在明显差距。三是四省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还亟待提高，产业结构趋同是削弱城市群间分工合作引力的重要因素。四省城市群的农业发展均偏重于粗放式的传统农业；工业结构均偏重汽车、冶金、煤炭等重型产业；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均相对滞后。

2012年2月，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共同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建立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合作领导小组制度、三省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以及信息互通和情况通报制度。同年12月，安徽的加入使中三角扩军增容。2013年2月，《武汉共识》明确四省将在区域发展战略等九个层面深入开展协作并签署了11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但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较，长三角是由政府、行业、企业互相联动，逐步明确交通、能源、环保、信用、社保等重点合作领域，合作机制已经趋于成熟。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则主要由政府引导与推动，企业、社会层面的自发合作行为尚且不足。

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所在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日益严峻。洞庭湖、鄱阳湖都出现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沙化严重的情况；此外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也相当严重，导致湖水富营养化日趋突出。素有“千湖之省”称号的湖北由于多年来自然淤积和人工围垦，湖泊的数量和水面积已急剧减缩。

早在1987年，中部地区就成立了武汉经济协作区，以武汉为中心，跨越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四省。时至今日，中部地区城市协同发展、要素融合的思路提出已经有28年，但是与长三角、珠三角市场一体化的现状相对照，如今的中部省份却仍然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其中，湖北努力构筑“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湖南积极靠拢珠三角，江西、安徽则明确提出当长三角的“后花园”。正是由于发展思路和实施战略的不一致，导致长期以来四省都是竞争多于合作。

现代经济就是开放经济，必须善于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不仅要做国内承东启西的枢纽，更要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平台。但是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上的差距仍然较大。第一，四省虽然是交通要道，地缘邻近，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存在许多断头路的现象，造成彼此之间的联系不畅。第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发展又相当落后，外向型经济也十分欠缺，因而体制单一，经济缺乏活力。第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发展相对于国内走在前列的省市来说，差距仍然较大。第四，由于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存在，各地区设置了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阻碍了四省间正常的商品流。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四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和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国内较发达地区主要城市相比，发展仍然不足。首先，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与其定位相比，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其次，长沙、南昌和合肥作为副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因而缺乏在各自区域内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最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体系结构不健全。区域内的其它城市与上述四中心城市差距较大，突出表现为大中城市的数量偏少，城市之间产业分工不明晰，且县域经济不发达，城镇化率偏低，缺少特色产业支撑。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粮食生产基地，长江中游城市群“四化”的同步发展不仅是历史使命，更是战略要求。2012年四省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为12.8%和51.0%，表明农业和工业在该区域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阻碍了其对第一、第二产业的支持和辅助功能。加之资金、人才和技术的匮乏，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而缺少相应的制度以及支持性的政策，则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与利用。另一方面，虽然武汉、长沙等大中型城市生活型服务业比较发达，但生产型服务业却相对薄弱，加之信息化起步相对较晚，这对城市群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进程和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化程度较低的现实更不利于城镇化的建设。

当前城市的竞争模式已经由传统的硬环境竞争向软环境竞争转变。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城市的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基础条件等“硬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再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诸如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及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要素的作用与日递增。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拥有绝佳的区位条件以及良好的政策优势，虽然城市群的硬件投入力度在不断增强，城市面貌也有很大改观，但是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政府的发展观念仍停留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需转变观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要从硬要素投入的模式向软要素创造的模式进行升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以增强城市群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