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地制宜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区域模式
我国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很大，在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领域都要走因地制宜、差异化的发展道路，“科技创新体系+新质生产力布局”也应如此。
（1）激活并最大程度发挥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动性是关键。在发达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模式。①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应该以国家科技创新力量为主体，在抢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引领我国建设为科技强国的同时，支撑区域经济发展。② 粤港澳大湾区，则应以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为主体，补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链条的短板，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急迫需求。③ 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则要充分发挥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和企业创新的双主体作用。④ 我国早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三线地区（包括成渝、关中等）形成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必须结合国有经济的重新定位和国之重器制造业、国防工业的重塑，激活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三线地区科技创新力量活力。
（2）注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近些年来，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比，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区域差距更大。这已经成为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征程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瓶颈。为了使欠发达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掉队、不拖后腿，既要着力围绕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方向，培养科技创新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创建区域间科技创新的合作新机制，利用行政力量，在国家创新“一盘棋”中破解欠发达地区创新驱动力问题。① 发挥体制优势，配置战略性科技资源。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科技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往往主要靠的是行政力量，我国更具有这方面的体制优势。比照领导干部西部挂职提干的做法，在评选推荐国家重要人才程序和标准中，可考虑把称号获得者能否在一定的时期内赴西部工作一定年限作为评选指标，树立党和国家给了荣誉，就应当为党分忧解难、为国家奉献出力的意识，并能够付诸行动。近期，严格限制甚至禁止东部发达地区的公立机构 （主要是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 到西部公立机构“挖人”。② 适应市场规律，借用经济杠杆增强欠发达地区在解决特色科技问题方面的创新能力。西部创新的重点应放在资源优势如何转变为产业优势的科研领域，立足能源和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及空间资源等，面向新材料、新能源、大健康和生物工程，以及军民融合等方向，用投入、项目、待遇等经济手段，实施西部与东部同工、薪酬却显著高于东部的制度，实施对西部发展具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收入所得税减免政策，按照在西部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给予退休待遇奖补，打造谁为西部发展献青春、献终身就得到一生关照的社会风气和制度保障。同时，出台有关重大科技专项必须有西部科研机构占据较高比例才予以支持的规定，实施国立科研机构率先在西部建立研究网络和研究基地的行动。③ 把企业创新推到重要位置，提高西部创新产出效率。建立企业在西部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激励基金和激励机制，对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企业收入所得税实行减免或返还，显著提高在欠发达地区科研成果转换获得额外收益的水平。
（3）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为抓手，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和重大生产力布局。我国应发挥科技创新力量配置和重大生产力布局掌握在中央政府的两大优势，重塑科技创新体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打造新的发展格局。① 要发挥科技创新中心或高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枢纽地位。适应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我国未来有望形成10—12个综合功能发展板块。每个板块都要以科技创新中心为引擎，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核心，以多省区经济一体化为依托，打造比较优势突出、产业链相对完备的创新型区域经济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区域生态系统和生态安全屏障，形成较高农产品自给保障能力，成为支撑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空间单元。这客观要求，区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应当与区域经济板块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特色相契合。应当按照区域经济板块在“双循环”中的分工定位，确定其科技创新力量布局在全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分工定位。② 提升创新和产业空间融合程度，引领新质生产力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布局。依托业已形成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雄厚经济基础，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进一步汇聚全球创新要素，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布局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地。依托临近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和传统产业基础，在山东半岛、中原、粤闽浙沿海、关中平原、北部湾都市圈地区，着力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优化提升传统加工制造业，集中布局先进装备制造业，打造全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区。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和“一带一路”开放前沿的战略区位优势，以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喀什、拉萨、昆明等中心城市为主，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和对外贸易相关产业，培育壮大高原生物资源和特色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打造我国区域经济新增长极。依托国防工业基础，在成渝、关中、辽中南、山西中部城市化地区，激发国防科技资源活力，加快发展军民融合产业，积极承接产业备份，打造军民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
二、形成综合功能区的新发展格局
综合功能区均是以国家创新中心或区域创新高地为内核，以中心城市或都市圈、城市群为枢纽，以跨省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依托的空间组织单元。其划分是在三大区域发展战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指引下，按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顺应科技创新驱动、发挥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用、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的趋势，依托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形成的生态空间、社会文化空间、产业经济空间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建构10—12个综合功能区，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前提下，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现综合功能区内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匹配、组合相对完整，综合功能区之间能够等值发展、均衡发展。若按照12个综合功能区的布局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综合功能区划分示意图
综合功能区的定位如下：① 东北综合功能区，是国家装备制造和商品粮供应基地、东北森林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综合功能区。② 京津冀综合功能区，是全球创新网络枢纽、世界级现代产业基地和生态宜居城市群、国家都市农业综合发展基地和典型的内海与流域生态统筹协调的综合功能区。③ 黄河下游综合功能区，是国家主要的能源、制造业基地和粮食主产区、国家水土保持与中华文化保护传承的综合功能区。④ 黄河“几字弯”综合功能区，是国家能源基地、重化工业基地和畜牧基地、全国重要的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综合功能区。⑤ 西北（干旱）综合功能区，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国家能源基地、果棉粮畜生产基地、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等综合功能区。⑥ 长江三角洲综合功能区，是世界级科技创新、现代产业基地和高效能城市群区域，国家稻米、淡水鱼主产区，长江下游湖泊湿地生态系统重点修复保护等综合功能区。⑦ 长江中游综合功能区，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基地、商品粮棉畜渔基地，全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和江湖生态等综合功能区。⑧ 川渝综合功能区，是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粮油畜产品规模化生产基地、内陆开放战略高地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综合功能区。⑨ 滇黔桂综合功能区，是国家绿色能源基地和区域性资源精深加工基地，土壤保持和亚热带生物多样性维护型生态功能区，面向南亚、东南亚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等综合功能区。⑩ 青藏高原综合功能区，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与国家公园建设主体区，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清洁能源后备基地，“双碳”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化脱贫致富的综合功能区。⑪ 海峡两岸综合功能区，是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特色农业发展基地、亚热带生物多样性维护型生态功能区和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平台的综合功能区。⑫ 粤港澳综合功能区，是世界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生态宜居的城市群，国家科技创新与优质稻米、水产养殖基地，“一国两制”和海陆生态统筹综合功能区。
三、推进资源利用型产业布局重心西移
基于以下几点考虑：① 继汽车和房地产之后，我国全民消费结构升级走向大旅游产业，大旅游的特点是多样性大尺度的自然体验、以绿色为本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体休闲、展示自然奥秘和人文魅力的地球人居环境学习、以自驾为主要交通方式且具有较长时间段的观光周游，毫无疑问，西部地区是重要的空间载体。② 实现“双碳”目标，西部是进行新能源建设的重要基地，特别是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建设空间条件看，具备风光水核+传统化石能源等能源复合基地建设的组合条件优势，能够成为“双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的重点区域，为东部地区腾出更多的环境空间和发展空间。③ 随着供给链安全性需求的增强，西部资源富集地区有利于战略资源的勘探开发及其依托战略资源的粗加工体系建构。④ 现代生物产业和生态产业是最重要的未来产业，西部地区无疑是产业的资源供给和产品使用市场的重要区域。
广大的西部地区要遵循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经验，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转换，这是合理的选择。为此，加快西部为主的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就地绿色转化，培育我国区域经济新增长集群。① 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青海西北部、新疆东部和南部的戈壁、荒漠地区，重点布局一批绿色能源生产和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加工利用基地，显著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化水平。② 在我国中西部国家公园、自然公园和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打造体验和学习型旅游区域品牌，构筑国家后花园体系，带动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满足全面消费升级需求。③ 加强西部独特的动植物资源与东部现代生物技术研发的结合，培育“公司+研发+农户+物流”的现代生物产业链，构筑西部现代生物产业集群，培育西部未来产业孵化和成长基地。④ 培育以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喀什、拉萨、昆明等中心城市为主的自然资源加工产业链，形成我国区域经济新增长集群。
四、重视培育关键地带的增长极功能
（1）城市群与城市群的边缘地带。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仍要坚持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必由之路的战略选择，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依然是承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应该看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表面上是区域之间的均衡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地区吸纳经济能力和集聚人口能力的均衡问题。所以必须在进行经济集聚的同时实现人口同步集聚，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此外，还应该看到，区域协调发展有不同空间尺度的问题，从全国尺度上有沿海—内陆和南—北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每个省区内部也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区域不均衡的空间结构形态，城市群内部区域之间发展不协调也成为城市群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表现之一。把城市群边缘地带作为重点培育的增长极，吸纳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特别是在统筹新质生产力布局中，城市群边缘地带无疑是在发展基础和潜力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关键地带。
（2）中部地区及中部向西延伸地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顶点圈围起来的菱形区域，该区提供了我国75%左右的经济产出，而且这一比重相对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受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率先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菱形的中部区域，特别是长江流域的菱形中部区域经济增长迅速，在有力支撑我国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同时，也成为南北差距出现并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未来，继续增强中部地区承载东部辐射带动作用，发挥自身传统的工农业经济比较优势，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与此同时，培育中部地区向我国西部地区进行延伸，重塑中国的经济版图。其中，位于西部地区的汾渭谷地、成都平原地区有可能在短期内被培育成为发展能力和水平与中部相融的关键地带，也成为西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前沿地带。
（3）西部地区与战略副中心。着眼于我国经济版图，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区等远西部地区是培育我国新经济增长极、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入新阶段的核心区域。应加快出台青藏高原和西北干旱区区域发展战略，指导这两个区域健康有序发展，有助于实现我国区域协调目标。① 青藏高原，以“绿色发展战略”为主题，在不断提升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的同时，建设世界级的生态和文化旅游目的地，围绕国家公园群形成区域绿色发展集群，建构抵边城镇绿色发展带，合理布局绿色矿业和绿色能源开发基地，有序推进无塑料等绿色生活消费方式，增强高原边缘地带地震高发区的安全性，打造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高地。② 西北干旱区，应以“‘双控’转型发展战略”为主题，在有序推进能源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型中，着力提升全域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快建设太阳能和风能生产基地，实现产业结构由高耗能型向高耗绿能型的转变，重构绿能支撑下的新型农牧业生产和加工体系，提升绿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品质，打造“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示范区。在远西部发展中，应把喀什和林芝作为关键培育城市、打造西部战略副中心，增强两个城市分别作为南疆和藏东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作者：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