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国家“一带一路”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梁昊光日前在第四届中国“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高层论坛暨《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蓝皮书（2018）》发布会现场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市场上的作为，给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自信，对外投资也给沿线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空间。
区域投资仍存不稳定因素
“通过对‘一带一路’投资情况跟踪研究发现，政治和社会风险是区域投资的主要不稳定因素。”梁昊光告诉本报记者，东道国政治风险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基本影响因素之一。
现阶段来看，突发性风险可能包括：一是由东道国政府为行使一国主权而制定外交、安全政策；二是东道国突然对某个国家、某个行业在某个时间段内作出的政策限制；三是不可预估的政治事件如局部战争、政府更迭、宗教冲突等对跨国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利的政治风险属于系统风险，几乎不可避免，特别对于经济体量小、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或地区，政治因素往往会带来长期深远影响。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种族宗教冲突、环境规制、资本、人员与劳动力管制及政府稳定等方面的风险。因此，大型基建项目多位于与我国关系良好的地区。
加强机制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虽然面临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整体来看，当前中国企业走出云投资与安全‘防火墙’作用开始凸显，法律和责任风险通过加强机制建设得到了极大改善。”梁昊光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程度以及执法环境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我国企业开展直接投资将在办理签证、审查审批、注册企业等方面面临较为陌生的法律制度环境；对投资目标国家的税收缴纳、劳资关系、安全环保、招标程序、并购审批等方面给对外投资企业带来不可预期的法律风险。“一带一路”多为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较差，部分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政治风险较高，而且内部偿债能力也较弱，在不同程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沿线投资的偏好和信心，尤其非国有企业。
梁昊光表示，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享受了国家政策保障的同时，自然而然肩负着丝路精神传承的责任，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用自身的行为规范为“一带一路”倡议做注脚，让中国企业的形象和国家形象，通过海外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新提升。但目前政府尚未将企业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上升到制度和法律高度，对外投资仍然以经济活动为最主要驱动目的。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要关注东道国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比如，从社会责任方面关注当地的慈善和公益活动，环境发展方面应符合绿色友好约束和排放规定，员工福利方面加强职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文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我国企业在践行企业责任，树立正面形象表现突出。一个入乡随俗、符合东道国道德规范的企业，才能真正开启“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共建”的规划。
构建友好包容的“一带一路”合作关系
“构建友好的双边关系，是规避非经济风险的基本保障。”梁昊光认为，国际上对外投资经验表明，建立双边关系的时间越长，双边关系越融洽，越有利于各种规则的完善，也越能保障外部投资者的利益。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友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民间等外交活动有助于拉近双边政治距离，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全面对话、磋商与合作有助于信息与知识的传递，从而减少决策和合作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