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建设也是城市化的发展，都市现实的危机比某种其他的危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市空间的创造在宏观上呈现出权力与资本交汇下的螺旋传导特征，突出表现为建立了经济特区以及顶层设计上对城市开放的时序布局。在宏观层面，地方政府一方面维持了宏观空间的创造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相互之间的博弈关系催生了空间创造的网络化格局，表现为区域之间行政壁垒，地方保护衍生下的发展不均衡、不平等。在微观层面，由于制度的不均衡、区域的不连通，导致都市圈城市空间出现种种割裂矛盾，权力与资本耦合的时序差异也催生了各生产要素上的动力传导阻滞。这些都给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顶层规划与协同治理实践的空间矛盾突出
都市圈的协同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空间正义的彰显，从空间正义的现实价值来说，空间正义就是空间规划、空间生产、空间权利的正义性，就是让空间生产按照正义的原则进行，让空间资源依照正义的原则分配，让空间权利按照正义的原则实施。[7]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是“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的交汇点。[8]长三角在我国经济版图上占据重要地位，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增长极，以2019年为例，占国土面积仅3.7%的“一市三省”，汇聚了15%的常住人口，却创造了占全国约24%的经济总量。经济的强劲发展、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长三角地区成为当今“时空压缩”“高频流动”背景下研究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典型代表。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纵观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历程，对于协同化空间正义的诉求并不是一开始就有顶层空间规划的配合。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率先提出成立“上海经济区”，制定经济区发展规划并协调地区间关系，但由于各级政府的“财政包干”体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逐步加剧[8]，经济区的作用并没有真正显现。上世纪90年代，中央做出决策，开放上海浦东，这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上海浦东的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促使南京、杭州等与上海联系紧密的城市试图打破行政制约，追求在经济政策、投资环境等方面与浦东的接轨。但是由于政策区别以及本身经济实力的差异，各个城市在空间权利的争夺上仍出现较大差异，优先发展的地区不断获得改革和创新的机会，其空间吸引力不断壮大，以外资投资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资企业选择将具有核心竞争力与资本、技术聚集性的部门设立在上海，而将制造、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资源损耗型产业设立在其他长三角城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安徽省就提出“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的发展战略，但由于存在较大发展落差，安徽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被纳入长三角范围。直到2016年国务院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才明确将安徽省纳入长三角。这表明，即使在地理空间上安徽省与沪、苏、浙紧密相连，经济合作、社会流动的密度很大，协同化空间实践的意愿强烈，但没有顶层政策的支持，安徽省在空间权利的诉求上就一直处于悬置状态。都市圈内部也存在空间崛起的不平等现象。从理论上说，城市群的演进会形成多中心的空间体系，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城市空间的创造往往以一个重点区域为主，“举全省之力打造省会经济”是众多省域空间创造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在都市圈内部也十分明显，例如，上海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合肥市对全省城市的“虹吸”效应等，这些“中心”地位的不断壮大，诱使资本倾向的力度更大，从而催生更严峻的空间原生性矛盾。因此，一方面呼吁区域治理的协同性空间实践，一方面在顶层空间规划上行动滞后，这就必然产生区域协同治理上的空间矛盾。
(二)行政壁垒无法有效破解导致都市圈社会空间疏离
“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按照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社会空间可定义为特定的生产方式所呈现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态，人们在交往与互动中逐渐建构起共享的社会规则与价值系统，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进而形成一种可以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社会空间。长三角区域的各大都市圈在地理空间上是一个跨行政区域的一体化系统，但在社会空间上却是各级行政权力不断博弈的动态分化场域。首先，都市圈之间跨界协调机制不完善。五大都市圈由不同的行政单元组成，有的行政单元还分属于不同的省区。受行政区域分异和地方利益的影响，都市圈之间面临着对人才、资金和创新要素的争夺以及对产业转移和承接的竞争，零和博弈现象较为突出，尽管《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了“三省五圈”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发展重点，但实际上“三省五圈”在先进制造、对外开放、民营经济等多方面优势上存在着重叠和同质倾向。此外由于群体认同、社会情感、历史背景、集体记忆等方面的整体性差异，空间排斥现象更为常见。其次，都市圈内部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导致社会空间的区隔。具体表现在由于城市间发展水平不一致，政策制定不统一，在规划制定、土地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缺乏事前沟通和衔接机制，导致政策解释不一致，城市间在市场准入、信用体系方面的标准不互认、不互信，因此，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技术共享等方面就缺少灵动和协同。长此以往，不平衡发展必然削弱区域一体化的价值认同，社会空间的疏离便在所难免。社会空间疏离，造成社会区隔甚至社会排斥，难以有效激活区域间协同治理的合力。
(三)地域文化认同不足引致心理空间分化
迪尔凯姆认为，认同是一种成为集体意识的东西，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可以说，区域能否实现一体化或在一体化方面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文化的认同。长期以来，尽管长三角地区经济联系密切，但由于受到地域、行政、户籍、习俗等方面的影响，长三角各大都市圈存在发展不均衡、利益有冲突、文化有隔阂等情况。例如，在文化内涵上，上海的“海派文化”有着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特征，是一种尊重多元，兼顾个人和社会利益，以契约精神为主导的理性的、包容的、成熟的商业文化。江苏秉承了吴文化许多传统，从太伯奔吴，“端委以治周礼”开始，不拘泥传统、表现灵活的精神为此地的人们所历代传承，他们强调经世致用，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变革主张，在思想观念上易于变通。因而在改革之际，较少受传统意识束缚，往往呈引领之势。浙江继承了历史上越文化和浙东学术的精髓，注重务实，讲求事功，曾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他们强调致富，推崇突破传统、积极向上的创新精神。安徽受徽文化影响较深，主张仁、义、礼、智、信、忠、孝等文化价值观，强调顺势而为、进退有度的经世智慧，同时注重传承徽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如重视教育制度、宗族制度的经验智慧和历史价值。不同的地域文化赋予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型塑了各地不同的心理空间。上海专致严谨，强调高效有序和国际化;苏州放达温和，注重经济效益;杭州灵活创新、数字经济发达;合肥注重制度建设，重视文化积淀。因此，在长三角都市圈融合发展过程中，文化隔阂与心理空间上排异就不可避免。这较为明显地表现在都市圈之间的文化防御，各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对外地文化的包容度不强，比如安徽全域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后，部分长三角城市在心理上缺少认同，认为安徽目前还没有能力较好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受地域文化影响，各地在政策制定、政府营商环境营造上也均有不同，沪苏浙主动性较强，对政策执行的灵活性较高，安徽部分城市在政策一体化与产业承接上出现相对的封闭倾向，不够积极主动迎合变化，做出改革。（作者：蔡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