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应急管理体系与“十四五”规划体系全面、有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表示，一方面可以重点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面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专项预案、部门预案分别纳入专项规划和部门规划，区域联防联控预案纳入区域规划，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另一方面应强化联合应急预案和区域规划的协调与衔接，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及应急处置范围往往超过了单一行政区划，有必要将联合应急预案纳入区域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等具有空间性和区域性的规划，增强大范围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疫情当前，倒逼反思。”钟瑛思考着：以此次疫情为鉴，有两方面尤其值得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一是要完善地方政府的信息收集、反馈和发布制度，在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能够具有观于“青萍之末”、察于“蛛丝马迹”的敏锐感知，重视专业人士的分析研判和理性对待民间信息传播，并及时发布信息，做到公开透明，避免造成民众猜疑、社会恐慌；二是要完善重大事件的迅速行政决策机制，有必要补充制定关于特殊情况且原因不明的风险决策机制，在重大事件突发的情况下，迅速评估最坏的情况和结果，并迅速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
“针对目前，我国的城市发展已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推进都市圈内部资源和基础设施分布的相对均衡，十分必要。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投入，可以置于整个都市圈的范围内加以合理分配。”钟瑛表示，优化医疗资源分布和扩大公共卫生领域公共设施供给，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应对压力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市，也可以保障在中心城市遭遇危机时，不至于过于牵连次中心城市，从而在都市圈内部形成缓冲空间。
“此外，这次疫情突发，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阵地，仓促应战间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与不足。如，基层社区医疗资源极度短缺，‘家门口’医疗服务能力有限。”钟瑛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和强化社区防疫共同体入手，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加快推进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要突破这些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服务能力的瓶颈问题，需要各级政府正确认识理解“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的中央部署。加快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夯实社区公共服务的基础。同时，还应明确界定基层社会治理职责范围，让基层社区真正专注于与辖区内民生相关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事务，避免陷入‘小马拉大车’的超负荷运作困境。”钟瑛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