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抑或“缺场”：乡村振兴愿景下乡贤文化的创新开发研究-中机院产业园区规划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第一次郑重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广大农民描绘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蓝图。乡贤文化作为中国农村文化资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中优秀的文化基因, 而且还是大力推进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结合新时代乡村实际, 创新开发乡贤文化, 实现传统乡贤文化向现代“新乡贤文化”的转变, 破解新乡贤“在场”抑或“缺场”的困境, 实施新乡贤“四大工程”, 逐步打破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伟大实践过程中的体制机制藩篱, 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

“所谓乡贤, 主要指乡村中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1]作为封建时代农耕文明的产物, 乡贤主要指农村地方乡里之间有突出德行、才能、声望且为村民所信服、景仰、遵从的人。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存续期间, 凡是在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乡绅阶层, 均可称之为“乡贤”, 从而形成了乡贤阶层支撑、引领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特殊文化现象。乡贤在传统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乡贤作为“维系古代基层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2], 在古代社会维持乡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官、绅、民三种结构性力量中, 乡贤阶层居于乡村领袖地位, 承担着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 并享有多种“特权”。一方面, 乡贤阶层主要承担乡土社区重要地方性事务的管理职责。如地方官学与私学的创办、社仓、义仓以及族产、学产等公共财产的管理、道路修筑、桥梁构建、赈济灾民、寺庙修缮、学宫营造等事无巨细的地方事务皆由地方乡贤予以组织和安排, 并在地方乡贤的直接管理监督之下予以完成;另一方面, 乡贤阶层还通过制定、监督乡规民约等风俗教化, 维系乡村礼俗法治等行为规范。古代乡贤不仅是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和示范者, 更是乡村社会有口皆碑的道德高尚和家风淳美的榜样和楷模。他们以其个人能力和威望成为传统村落乡约、族规和家训的制定者、恪守者和监督者;在处理宗族事务的同时, 也承担了地方社区慈善、教化、纠纷解决、抽粮纳税等重要功能, 成为国家权力渗透于乡村社会的主要中介。由此生成的乡贤文化在传统农村社会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传统乡贤以及乡贤文化因其在乡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而居于“乡村文化的核心地位”。乡贤文化既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正道、重视规则、崇尚正义、诚实守信、虔诚勤勉、仁厚爱心、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等普遍性特征, 又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对独立的个性特点,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2]特征, 是教化乡里、维系秩序、涵育乡风文明的一支重要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毋庸置疑, 决定和影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否如期实现的最大障碍和制约依然在农村。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新时代“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三农”问题为抓手。直面迅猛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部分“空心村”“留守人口”等乡村衰落、凋敝现状, 应传承和创新乡贤文化,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内驱力和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需要继续发挥乡贤文化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跋涉, 不仅需要资金、政策、人才, 也离不开乡土文化灵魂的代代相传。”[3]近年来, “新乡贤文化”的“新”在乡贤的范围不断扩大。农村乡贤人才日益发展与壮大, 究其来源主要包括:“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现任领导;二是原籍是本乡本土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三是通过招工、求学、参军或者凭借个人努力在城市站稳脚跟并事业有成的乡村精英”[4];四是大学生村官;五是虽非本乡本土出身但愿意以自己的知识、技能、经验和财富参与新农村建设、助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识之士;六是“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坊间享有崇高威望以及良好口碑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模范典型”。

“新乡贤文化”的“新”在乡贤作用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乡贤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 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他们对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责任的担当, 既是构建稳定的乡村统治秩序的重要中介和桥梁, 又是整个封建官僚或国家机器的社会基础。然而,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5]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中, 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形式由传统的维持乡村自治和实现礼俗教化, 转变成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坚实的人才支撑。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指导下, 新乡贤力量既可以为“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5]等农村陈规陋习, 打造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发挥“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5]的作用, 又可以利用个人的知识、能力、经验、资源在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诸多目标中回归乡土、建言献策、出钱出力、身体力行;既可以充分发挥新先贤价值引领的导向作用, 又可以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农村目前人才稀缺、增长乏力、致富无门的凋敝状态, 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传统乡贤在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基本始终“在场”。他们在耕读传家思想的哺育下, “以社会文化权威而不是以法定权力资格参与传统时代政权的运作, 集教化、治安、司法、田赋、税收、礼仪诸功能于一身, 成为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2]。而新乡贤在现代化“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中是否需要始终“在场”?笔者认为, 与传统乡贤相比, 最大的区别就是新乡贤既可以“在场”, 也可以“缺场”。基于新时代农村实际, “退休返乡的政府官员、耕读故土的贤人志士、德高望重的基层干部、有口皆碑的模范人物、反哺桑梓的业界精英以及其他所有愿意为家乡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出钱出力的先进典型”[4], 有相当一部分新乡贤并不是直接生活在农村, 即“缺场”。由于相关配套政策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备, 新乡贤回归乡村之路并不平坦, 现实中还面临着住房、养老、医疗等一系列暂时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乡贤回归乡梓的热情和积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大批农村精英先后涌向城市。在当下乡村治理主体和手段多元化的背景下, 破解农村“空心化”的困局, “在场”的新乡贤能够充分发挥和运用其人脉关系、资源优势以及创业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更好地为乡村振兴锦上添花。但是, 在各项政策措施尚未齐备的情况下, 如果一味苛求新乡贤必须“在场”, 就可能强人所难, 贻误发展先机, 结果是得不偿失。特别是在网络发达和交通便利的今天, 新乡贤即使“缺场”, 他们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为乡村振兴做贡献。可见, 无论新乡贤“在场”抑或“缺场”, 都应该鼓励、支持本地新乡贤, 甚至外地有识之士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首先, 实施新乡贤荐评普查工程。凡是奉献于乡里, 在乡民邻里间口碑好, 在经济、人文、社会、科技、教育等领域有所成就, 愿意为家乡建设尽力, 有德行、有威望、有能力、有作为的人, 都可以被推荐评选为新乡贤。在新乡贤荐评普查的基础上, 建立“新乡贤”信息库, 明确具体人员负责新乡贤联络工作, 动态更新信息库。按照“来自于乡村、服务于乡村”的原则, 每年评选以上六大种类的新乡贤模范人物, 颁发年度聘书, 以激发新乡贤回报家乡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其次, 实施新乡贤培育示范工程。第一, 以“秉承先贤文韵, 荟萃文物精品”为宗旨, 保护发掘古今乡贤文物, 整理古今乡贤服务乡梓、奉献社会的嘉言懿行, 提炼凝结新时代乡贤文化的文化根基。第二, 实施乡贤引领乡风文明行动。以最美乡村、文明镇、文明村创建为抓手, 广泛开展文明村、十佳新乡贤、文明家庭、“贤孝媳妇”等创建评选活动, 鼓励新乡贤积极参与推荐、评选、表彰等环节。第三, 鼓励离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反哺家乡。加强对离退休干部的关心, 通过组织谈话、座谈交流、文化影响等方式, 鼓励离退休干部回归家乡, 加入红白理事会, 推动移风易俗;参与矛盾调解, 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社会影响力, 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动员退休教师、医生、护士、农业技术人员施展专业所长, 回到家乡学校、医院、农技中心和相关部门服务村民, 培养人才, 推动家乡发展。

再次, 实施新乡贤汇智工程。第一, 成立新乡贤政府智库。每年邀请乡外各类贤达人仕回乡参观, 聘请在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为政府顾问,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出智引源, 推动资金回流、项目回归、信息回传、人才回乡。第二, 成立新乡贤会。镇、村成立新乡贤会, 探索“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 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 村乡贤会为补充, 村民广泛参与”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建立健全乡贤工作机制, 有条件的村庄可以按照技能专长分别组建决策建议“智囊团”、扶贫兴业“致富团”、纠纷调解“和事团”、乡风文明“督导团”、为民服务“代办团”、兴学帮教“助学团”, 开创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的村民自治新模式。第三, 搭建新乡贤与家乡沟通平台。定期向新乡贤发送家乡信息, 以微信群、手机短信平台等媒介, 传递乡情乡事、社情民意;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中秋节、春节为契机, 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活动, 吸引乡贤在“乡愁文化”的感召和引领下回乡团聚;精心创作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纪念品, 馈赠在外乡贤。

最后, 实施新乡贤传承工程。一是开展“新乡贤文化”进课堂活动。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知乡贤、颂乡贤、学乡贤”“做时代新乡贤、树青年新榜样”等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青少年红色之旅。开展以乡贤为原型的校园文艺创作, 通过报告会、专题辅导、图片展览、文艺演出、经典诵读等多种途径, 让”新乡贤文化“在校园广泛传播。组织学生推荐美德少年、身边好人等青少年“贤人”, 以身边的榜样激励学生热爱家乡、努力成才、报效家乡。重点打造一批乡贤文化特色学校, 促进乡贤精神代代相传。二是开展“新乡贤文化”进讲堂活动。深化道德讲堂建设, 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把六类新乡贤模范人物的典型代表请上讲坛, 在充分挖掘古今乡贤优秀精神品质的基础上, 总结提炼为具有本地乡土地域特色的“新乡贤文化”,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三是开展“新乡贤文化”进礼堂活动。把乡村公共文化场所如道德讲堂、乡村大舞台、村文体活动中心作为宣传“新乡贤文化”的主阵地, 把新先贤服务社会、奉献家乡的事迹改编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文艺形式, 口口相传, 引领新风。充分利用已建成的文体活动阵地, 结合乡贤诞辰或重大纪念日、重要节庆, 举办特色“新乡贤文化节”, 生动活泼地传播“新乡贤文化”。四是开展“新乡贤文化”进纪念室活动。因地制宜建立“乡贤纪念馆”, 把乡贤文化和宗族文化有机结合, 组织开展纪念乡贤和优秀民俗活动, 传承历代先贤的精神内涵, 开展文明乡风主题活动, 让乡贤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开展“我说家中名人”“家谱展”等具体活动, 在一系列与家谱有关的活动中用家族内模范人物带动村风民风持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