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政策核心应是促进传统制造业走向先进制造业，促进具有积累性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泽在9月15日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累积。
于泽就表示，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引发进出口和投资波动等风险周期本身是可控的，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造成严重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以至于市场出现了焦虑心理，是经济最大的风险源，这种经济长期乏力在贸易摩擦环境中会进一步放大短期风险因素。
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长期内生不足？有两种观点都对此有所思考：一是这种下行是周期性的，包括国际经济周期对中国出口产生较大影响和企业与家庭资产负债表调整约束了现金流，抑制了消费与投资；二是这种下行是结构性的，包括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偏低，拖累了全要素生产率、政商一体化阻碍了创新等。
但是于泽认为，中国根本性的结构问题是传统制造业，尤其是没有产生相应的产业升级。于泽看来，这种降低价格是一种恶性循环：为了挤出对手→产能提升→规模扩大→降价→产业升级（无法升级）→继续扩大产能→产能过剩→降价，这种情况是央行放水也无法解决的窘境。
政策动作频繁支持基建发展，但投资者也纷纷要求减税。
于泽认为，减税好于基建，但都不是最有效的政策，应该看到难以完成的产业结构有效调整，是宏观经济乏力的根本原因。
“结构调整要求的资产价格重估、人力资源培训、高昂的转移成本，不是市场能自发完成的，需要政府的介入，现有介入方法值得改善。”于泽说。
于泽建议，未来政策要从产业升级方面考虑以下七个因素：一是特别关注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行业影响；二是短期内要切实加大企业减税力度，推进上游国有企业产品适度降价，增加企业流动资金；三是基建方面，尤其是运输业基建，不是现在产业升级的迫切短板；四是财政支出应该关注职工培训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减少企业社保缴费；五是切实加快国有资产划拨社保，加大转型的社会保障力度；六是适当允许增加金融机构风险暴露，转型期不宜从外部过分收缩信贷条件，强化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建设；七是加大跨境资本监管，维护国内各项资产价格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