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结构性改革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 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 “十三五” 时期的重大变化，其战略性、理论性、政策性和操作性都很强。中共山西省委十届七次会议在分析“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形势的基础上，也提出紧紧围绕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努力破解制约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互为支撑、互促共进。
什么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 “十三五”《建议》 中提出： “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和需求均属经济学范畴。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消费、出口这 “三驾马车”，主要从需求拉动角度来看问题，强调要素投入，短期效应比较明显。“供给侧”则是从供给角度出发，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有效供给，因此更具中长期视野。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结构性问题而实行的改革，往往指的是某种重大关键性的改革。衡量经济发展有两把标尺，一个是结构，一个是总量。前者代表的是经济质量和效率，后者反映的是经济数量和规模。当前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含义，是 “需求侧” 和 “供给侧” 的重大平衡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对于 “需求侧” 而言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 相互联系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供需调控应该各有侧重、 交替使用。目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坚持 “三大马车” 与 “三大发动机” 双轮驱动、 共同发力，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对称平衡，实现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山西省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不仅影响短期经济增长，而且掣肘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经济增速发展， 释放积极效能，在产业升级中谋合作、在加强联合中促开放、在接受辐射中求发展，全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深化与周边区域合作，落实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强化与中部省份协同发展。要加快推进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建设，力争进入国家区域合作战略体系。要加快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 区域协调发展，建立 “三省四市” 省级协调机制，合力打造全国省际交界地区协作发展试验区。
同志们，讨论、 修改、 通过 “十三五” 规划建议，是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至关重要，不仅对指导山西省 “十三五” 规划纲要编制、 引领全省 “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还有利于坚定发展信心，焕发奋斗激情，通过扎实努力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大家要准确把握和深刻领会建议稿提出的目标、 任务、 举措，认真斟酌，深入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建议稿更加完善。
放缓， 表现是需求不足，本质是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简而言之，我们能供给的低需求，市场有需求的我们无供给。尤其是随着我省劳动人口相对较少、 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 生态环境硬约束不断强化，能源原材料供给增加，以往那种 “投资拉动型” 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单纯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 高强度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而过去多年来形成的能源原材料的巨大产能正在不断释放，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当前面临严重的过剩局面。我们的主导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利润水平大幅回落，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一味地继续扩大投资和产出规模，虽然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投资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其结果，不仅会使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会明显减弱，进而还会错失结构调整的机会。因此，在 “十三五” 乃至更长时期，必须加大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和资产重组，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警醒，在结构性调整的大前提下，等待市场周期性好转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不主动调整就会被动地调整，而那样付出的成本会更大。
结构性改革简而言之就是两大任务：一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二是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 “朝阳产业” 输送更多的劳动力、 资金、 金融和技术。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创造新供给，对于实现供给与需求 “无缝” 对接、 释放新需求，重要且迫切。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是：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 基础制度扎实、 市场监管有效、 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我省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我们要按照国家的改革行动部署，打好化解过剩产能、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化解房地产库存、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四个歼灭战。特别是要努力化解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化解老工业基地的深层次矛盾，努力优化新兴产业发展和新旧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的土壤和环境问题。具体地说，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纵深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政府。事实上，我省在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方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加快出台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 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结构性减税、 多元资本市场等途径办法，在减少企业税费负担、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方面取得看得见的进展，让企业轻装上阵，使企业有信心有余力去生产、 去创新。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不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和创新创业活动风起云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简政与精兵简政、 机构 “瘦身” 相结合，创新政府监管方式，探索互联网下和 “互联网 +” 政府监管方式。建立跨部门、 跨行业的综合监管体系，把相关部门的监管事项统一到一个平台上来。
促进资源要素投入结构更加合理。山西的最大实际是结构畸重，新老动力并存。省委提出做好 “煤与非煤” 两篇文章，实现科技创新、 金融振兴和民营经济发展 “三大突破” ，最为关键的就是提高煤炭等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老的动力如煤、 焦、 冶、 电和重化工、 建材等产业，体量较大。尽管国家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短期内我们也难以找到体量相当、带动力相近的新兴产业板块来替代。今后要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重组，让旧动力焕发青春。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进一步在资源配置、国企、财税、金融、价格、市场准入等改革领域加快突破，以制度的创新释放出巨大红利，扩大供给升级的倍增效应，让山西企业有好的发展环境。在当前企业资金严重紧缺之际，尤其应该注意解决好矿产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问题，顺应市场并购意愿：一是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以大并大，以大吞小;二是降低并购重组的制度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简化相关法律流程与环节;三是发挥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融资、 定价和监管职能;四是实施过渡期保护，为并购重组赢得时间；五是让大而不倒的 “僵尸企业” 倒下去，同时建立配套的社会安全网络和退出机制，妥善处理人和债的问题，防止次生社会危机发生。
推进经济增长动力平稳转换。目前大家普遍焦虑山西省增速的下滑，其实更应该注意工业企业盈利水平的长期持续下降问题。长此以往，不仅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 财政、 民生等方面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我们必须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稳增长最重要的仍是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但投资必须是有效益、 有效率的。当行业需求空间不断变小，我们的企业又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力时，投资的关键作用很难发挥，投下去就会变成库存，成为资产沉淀。要学习更多地依靠改革、 转型、 创新，来提升山西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在当前尤其是要强化服务业的意识和精神，用第三产业的思维来考虑我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出路问题。推动电商与贸易流通、工业生产、金融服务、农村消费等相互嵌入，大力发展网络购物、网络化制造、个性化定制、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引导企业把实体店与电商有机结合起来，使实体经济与互联网产生叠加效应。比如传统的人力组织的煤炭运输将逐步转化为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模式，形成新的煤炭运输和供需互联网平台，就可以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过去我们发展产业习惯于 “铺摊子” ，主要是扩大产能和规模。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产能过剩压力增大，产业发展需要从 “铺摊子”为主转向 “上台阶” 为主，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 产品附加值。这个过程也就是新业态、 新产业、 新企业诞生、 转型的过程。我们要切实加快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促进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产业不断形成。要积极培育信息、 旅游、 教育、 健康、 养老、 绿色、 文化等消费热点，在城镇化、 精准扶贫、 老区社会事业发展、 城市建设管理等方面加大投入，使新的消费增长点成为发展“服务型经济” 的突破口，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供更持久、 更强劲的动力。任何产业都要以市场和人口为依托，所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基础条件。我省要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继续推进户籍制度、 土地制度等改革，全面实行身份证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 颁证制度，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更多采取 “补人头” 方式，有效消化现有的存量房地产。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在全球环境治理加强和京津冀、 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对高耗能、高污染等传统产业必然要采取限制性措施，短期内必然对我省主导产业产生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可以帮助我们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主导行业健康发展。我们要形成政府、 企业、 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不断推进煤焦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煤炭有偿使用制度、 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 用水权、 排污权、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收入分配格局体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我省城乡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 区域、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推动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既关系效率也关系公平。为此，我省应该以财税制度改革，按照权属从资源权益、 生态环境补偿、 区域转型发展补偿、 一般性企业税费等方面加快资源使用和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理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体制机制，创新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补偿、 获利回馈收益分配体制，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生态环境产权制度、衰退产业退出援助机制，健全替代产业发展推进机制，完善资源环境税收制度、 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责任机制和补偿机制。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国家对推进结构性改革已经进行了重点部署，山西省各级务必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紧密结合山西实际，把握正确方向，脚踏实地推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山西省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