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皖北乡村振兴路径探讨
目前, 部分“农村居民”在与“城市居民”互动中出现了脱离经济实际的“攀比需求”的现象。理性的看, 它背后折射的是一种乡村村民对发展需求的急切心理, 解决此心态, 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落实到乡村振兴上来。农业文明衰落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乡村没落的主要病症。因此, 在新时代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 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是复兴农业文明。具体路径包括:以培育新乡贤为中心任务的农村乡绅复兴;以农业现代化为抓手的乡村产业复兴;以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为重点的乡村生态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 并且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与过去相比, 我国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催生下, 部分“农村居民”在与“城市居民”互动中出现了脱离经济实际的“攀比需求”的现象, 理性的看, 它背后折射的是一种乡村村民对发展需求的急切心理, 这些现象使得在城乡发展存在差距的客观条件下, 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 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乡村振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重大判断是基于我国社会阶段性发展的客观现实。对社会发展阶段性的认识, 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主席就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 就是说, 认清中国的国情, 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这里强调的“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认清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因为,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总要存续一定的时期, 在社会形态存续这段期间, 不同的时间, 又会体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所以,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 进一步强调要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 否则就不能适当的处理事物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巨大成就。一是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 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 城镇化率不断提升, 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我国经济增速。脱贫攻坚、教育事业、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根本依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我国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巨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进入了新时代,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正如前文所述,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总要存续一定的时期, 在社会形态存续这段期间, 不同的时间, 又会体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也就是说, 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个“时间点”, 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 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突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它既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战略, 也是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之间矛盾的重大举措[3]。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农业为我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政府通过对农产品实行“剪刀差”, 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 以此来支援工业发展, 此时农业处于“辅助地位”, 然而, 这样的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当前, 城乡二元结构仍是制约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因素。相比于城市, 农村发展滞后, 收入水平偏低, 公共资源分配差异化明显。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 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景观”之一, “空巢老人”“空心村”、农村老龄化等问题也相伴相生[4]。进入21世纪, 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 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三农”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 自2004年以来, 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重点关注“三农”问题。2004年至今, 中央已经连续15年发布了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 这充分说明了“三农”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但截止目前, “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块短板, 制约着我国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 最突出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而农村是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因此, 我国要实现现代化, 乡村振兴是必然选择。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一) 皖北乡村概况
关于乡村, 《词源》将其界定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人口分布相对分散的地方。也就是说, 以农业生产为主和人口分布分散是乡村最基本的特征。由于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 西方学者认为乡村是人口稀少, 与城市相对的地方。如:以美国学者R•D•罗德菲尔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于乡村的论述。但是对于我国来讲, 乡村人口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比较大。据统计, 2017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5亿7661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的41.48%。这体现了我国乡村人口多, 分布分散即人口密度小的特点。另外, 我国乡村主要指的是同城市相对应的行政区域, 主要指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区。乡村因长期从事农业生产, 因而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 经济不发达, 但也因此获得了一定“资源”。例如:乡村生态环境相对城市破坏程度低, 更加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 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等。
皖北即安徽省北部的简称, 具体指宿州、淮北、蚌埠、阜阳、淮南、亳州等6个省辖市。皖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 集楚汉文化、淮河文化、老庄文化于一身。地势以平原为主, 拥有广袤的淮北平原, 土地面积39149平方公里, 占安徽省全省土地面积的33.3%。耕地面积3206.5万亩, 占安徽省耕地面积的47.8%。优越的地理条件, 使得皖北成为粮食的重要产区。
人口流出多是皖北乡村一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沿海地区借助优越的区位经济优势, 率先开启工业化、城镇化, 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由于受到东部兴起的大城市的吸纳作用, 东部乡村也较早的融入工业化大潮, 成为了重要的人口流入地。总体而言, 东部乡村经济发展机会远多于中西部地区, 这样的条件使的东部乡村相对富裕[6]。相较而言, 皖北作为中部传统农业生产区, 乡村较少的经济发展机会, 使得享受产业集聚和基础实施投资带来的土地增值有限。面对生活压力, 皖北乡村青壮年更多选择了外出打工。以皖北亳州市为例:亳州600万人口当中约有150万人在外打拼, 主要分布在上海, 苏州等地。
经济密度低是皖北乡村又一大特点。皖北区域辽阔, 农村面积大, 但是皖北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其中“毫宿阜”三市农村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安徽省平均水平 (见表1) 。另外, 皖北农村工业布局分散导致至今没有较大的城镇规模。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驱动力, 但是分散的布局不利于企业间形成集聚效应, 同时, 也会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 比如:乡镇企业间的重复建设配套设施所产生的资源浪费。总之, 皖北农村工业布局分散, 使得乡镇不能充分利用乡镇企业规模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二)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乡村振兴分析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是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主要矛盾, 而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影响乡村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主要因素[7]。
城乡差距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差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有层次的, 不同的发展条件下, 人们对生活的需求是有所差异的。需求主要分为:一是物质性需要。物质性需要是人类的第一需要, 就是满足人类基本生存的需要, 它主要包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二是社会性需要。社会性需要是比物质性需要更高层级的需要。人类在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以后, 就会对所生存的社会提出需要, 它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需要。三是心理性需要。心理性需要是人类需要的最高层级, 强调的是对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不同层级的需要是建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 也就是说, 不同的区域发展水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 城乡差距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差异。
表1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既由客观条件决定, 但同时也会受主观因素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人们生活变得更加透明, 城乡人们的需求在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推动下, 变得更加趋同, 这就使得解决乡村振兴问题更加复杂。例如:皖北X村和Y村, 两个村相隔不远, 新世纪之前两个乡村都是以种植农业为主, 经济条件相差不大。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崛起, X村在一些外地打工者的带动下, 逐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电子商务村, X村和Y村的经济差距就开始越拉越大。富裕起来的X村, 率先实现了家家通马路, 家家有轿车的现象, 开始追求城市居民的生活。但是在此过程中, 由于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X、Y村及城市居民的生活差距在不断的放大, 人们脱离客观条件, 短平快的希望获得同样的经济享受, 导致基层工作更加复杂。调研过程中, Y村的村干部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推进一个项目, 村里面的人就会说, 人家X村都实现什么了, 网上哪个村也实现了什么了, 我们还在这里打转转, 村民们这些脱离实际的‘攀比’, 给我们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同样, 富裕起来的X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X村的村干部讲“我们的村民, 他们通过网上, 获取到城市居民获得什么待遇了, 比如:城市修建了很好的公园, 然后就要求我们也抓紧推动这些工作等”。
这些脱离经济实际的“攀比需求”, 理性的看, 它其实背后折射的是一种乡村村民对发展需求的急切心理, 解决此心态, 最根本还是要落实到乡村振兴上来。“从深层次分析, 对乡村振兴造成最大的阻碍的是我国农业文明的衰落。”
古代中国曾在农业文明 (乡村文明) 的基础之上, 兴盛繁华, 此时的农业主产区皖北地区也分外富庶。但在1840年以后, 农业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 弊端暴露无遗, 如马克思所言, 殖民者充当了不自觉的工具[9], 它使得以发展农业为根基的整个国家, 不得不开始探索自己的工业化之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是以小农经营为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 农耕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是农业文明的基本特征, 因为人们在实际耕作中, 土地、天气等都是制约生产的重要因素。但是, 传统农业文明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有限, 处于满足人类需求的低级阶段。工业文明是以工业化为内容, 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形态, 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使得社会阶层摆脱了土地的束缚, 流动性增强, 所以, 我国人口流动性增强是追求现代化工业的必然结果。同时, 工业文明能够容纳更高的生产力。工业文明是西方所创造的, 他们通过机械化的大生产, 一跃成为世界的主宰者。1840之前, 骄傲自大的清政府迷心于自己的兴盛繁华, 选择了抛弃世界, 这样的自负的结果反而是被世界所抛弃。西方在迈上现代化的进程时, 我国还仍在传统农业文明上打圈圈, 社会整体发展有限。资本主义在“资本增殖”的驱使下, 开启了以殖民主义为发财工具的侵略道路, 在他们的眼里, 富庶的中国就是待宰的羔羊。在与西方殖民主义初次对抗时, 我们曾以为只是“器物”上的差距, 一旦补足这块短板, 仍可称霸于天下, 但很快这样的看法就被现实所击破。实际上, 制度上的缺陷是根本所在, 正如当时有识之士所发出的哀叹那样, 中国的落后“乃我朝制所限”。但是, 制度的构建, 需要一定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为其提供物质基础, 因此, 从理论上讲, 要想复兴就需要能够支撑复兴的经济基础, 就需要发展生产力, 而处于工业文明时代, 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工具。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既然工业化是发展的尖兵, 那么曾经的发展尖兵乡村文明就自然的衰落了。乡村文明的衰落首先带来的结果是乡村精英分子的流失。我国古代读书人, 十年寒窗苦读, 只为一朝跃龙门, 然后荣归故里, 以光宗耀祖。但是, 乡村文明在被工业文明冲击以后, 追求物质上的最大化被精英分子所看重, 导致原先的人才回流体系被逐渐撕裂, 乡村精英分子不断流失。当今中国亦如此, 大批学子从乡村流入城市, 然后定居于城市不再回流, 精英的流失, 使得乡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落。
三、新时代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乡村振兴路径
农业文明衰落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病症, 因此, 在新时代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 乡村振兴的方向是复兴农业文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复兴农业文明不是指传统中国乡村文明的重现, 而是以吸收传统农业文明的优秀成果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基础之上, 与现代工业文明融合后的全新的文明形态。
(一) 农村乡绅复兴:新乡贤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的振兴,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 而全方位的振兴需要大量的政策和物质方面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需要人才支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乡绅复兴成为绕不开的话题。乡绅主要指的是古代农耕社会中, 那些告老还乡的贤臣智士, 他们凭借自身的才学, 以及曾经的地位所建立起来的威望, 而承担起的基层治理的职能[10]。他们在实际生活中, 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 如:修筑堤坝、架桥修路等[11]。也就是说, 古代社会的乡贤属于乡村的精英分子, 他们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我国的农村社会, 虽然不会再有像古代那样退居乡里的贤臣智士了, 然而新时代必将有新的精英分子回流体系, 吸引和凝聚新乡贤。新乡贤指的现在社会上有才能、有威望、有德行, 并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
大力培育新乡贤文化。培育新乡贤文化目的就在于引导精英回流, 积极为乡村振兴发挥作用, 营造的良好文化环境。费孝通认为, 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使得乡土始终有着充沛的人才[13], 而这种传统观念就是古代乡贤文化的主要内容, 能够引导精英回流。具体来讲, 乡贤文化是我国乡村文明中的重要支撑, 集榜样文化、道德文化、先进文化于一身, 在实际效果上起到激励作用的一种文化形态, 它引导精英分子始终不忘乡土使命, 始终不忘“光宗耀祖”的荣誉感, 荣归故里造福乡民成为一种乡村文化。
不同地区应结合实际, 培育新乡贤文化。具有丰富传统文化资源地区, 应深入挖掘乡贤文化资源。一是可以立乡贤研究会。乡贤研究会主要是挖掘乡贤文化, 为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提供传统文化资源。二是大力宣传新乡贤文化。在传统乡贤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新时代背景, 培育新乡贤文化, 并大力宣传。各地区可以大力宣传本地区的新乡贤先进人物, 号召群众向模范, 榜样看齐。对于没有传统乡贤文化可以挖掘的地区, 可以引用和借鉴其它地区的乡贤文化资源。同时, 共产党员应在践行新乡贤文化中, 起到带头作用, 这既是现实的需要, 也是共产党人“先锋队”性质的体现。新乡贤文化就是引导乡村精英分子融入乡村振兴中来, 为其出智出力。自改革开放以来,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心态, 成为培育新乡贤文化的主要障碍。为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共产党员要牢记初心和使命,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投身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去, 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另外, 政府应积极构建尊重乡贤, 鼓励乡贤, 奖励乡贤的配套机制, 为培育新乡贤文化做好服务工作。
(二) 乡村产业复兴:农业现代化
乡村振兴需要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复兴乡村各产业, 而乡村中农业生产是乡村的主要产业, 因此, 乡村振兴, 首要的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强调农业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 具体讲就是, 用现代化科学技术装备农业, 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农业, 建立低消耗、高质量产出的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现代化以建立一个发达农业、建设富庶的农村等为目标, 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但是, 自现代化在我国提出以来, 农业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落后地位, 农业短板问题突出, 表现为农业科技支撑不足、生产经营小而分散, 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产品结构不优、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不强等。面对此问题, 农业现代化首先应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现代化离不开资本的生产, 农业现代化需要借助资本实现产出升级。应对于此, 乡村应着力提升吸纳资本进入农业产业的能力, 借助资本的力量, 使得农业产业获取更高的利润, 并在市场中获得繁荣。另外, 实现农业现代化, 一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结构改革主要是以提高农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为目的, 使得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更加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此, 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需要着力推进“三大调整”, 实现“三大激活”。“三大调整”指优化产品结构、生产方式和产业体系。“三大激活”指激活要素, 激活主体, 激活市场。二要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管理体制。加快新型农业管理体制建设,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也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目前, 我国农业生产正面临着“双重挤压”和“双重约束”的严峻考验。只有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充分发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 才能使农业发展从依靠资源消耗和粗放的农业管理向以注重效益和生态为主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业产业繁荣, 乡村就具备了振兴的外在要素。农村产业的复兴, 无疑是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背景下中乡村振兴追求的方向。
(三) 乡村生态复兴:生态文明新农村
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在与工业文明的对抗中衰落, 但是在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今天, 乡村文明的复兴面临着新的机遇。传统的农业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相对于传统的工业文明, 其对自然的危害要小得多, 在人民对生态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 拥有着田园风光的乡村, 成为了优势一方。生态需求属于人类高层次的需要, 人类在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后, 开始为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善, 后代的利益等方面考虑, 对生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乡村文明蕴含着修正传统工业文明弊端的资源。传统工业文明在资本增殖的驱使下, 主体性缺失, 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 环境问题突出。当人类社会进入生态文明社会后, 肃清传统工业文明的流毒, 乡村文明可以提供解药。乡村文明中所蕴含的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有助于不断改善现代化的模式, 匡正发展道路。从乡村生态复兴中改善传统工业发展的弊端, 使得在构建生态文明社会过程中, 实现乡村振兴。
从过去以城市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思路转向以乡村为主导互动式生态文明建设新思路转型。过去我国主要采用的是一条以城市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思路, 强调先城市后农村。但是,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城市病、环境问题等的出现, 使得城市居民更加向往乡村的“田园生活”。诚然, 城市市民享有优越的公共福利和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 但这仅是社会发展阶段性造成的结果, 而乡村居民所拥有的田园风光却是城市区民很难享有的资源,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这些资源显得更加珍贵。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内容。在建设“新农村”事业下, 结合资源互补, 协调发展的理念, 通过以乡村为主导的互动式生态文明建设新思路, 有助于实现城乡资源互补。在城乡资源互动中, 乡村可以将无形的生态资产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作者：王兵)